60年代玩什么游戏

六十年代的游戏世界并非一片数字荒漠，而是一个充满集体智慧、就地取材与纯粹童趣的创意乐园，孩子们在街头巷尾、田间院落中创造了无数简单却充满欢乐的游戏，这些游戏不仅是娱乐，更是塑造一代人品格与社交能力的无形课堂，理解那个年代玩什么，能让我们在数字时代重新审视游戏最本真的价值。

       当我们今天的孩子熟练地滑动平板电脑屏幕，沉浸在光影绚烂的虚拟世界中时，许多为人父母者或许会不自觉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那个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网络、甚至电视机都尚属奢侈品的六十年代。那个年代的孩子，他们玩什么？这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不仅是对一段集体记忆的追溯，更蕴含着对游戏本质、儿童发展乃至社会变迁的深刻探寻。六十年代的“玩”，是一种高度依赖现实物理空间、强调面对面社交互动、并极大激发个体与群体创造力的活动。它根植于匮乏的物质条件，却绽放出无比丰盈的精神花朵。今天，就让我们推开时光之门，回到那个质朴而热烈的年代，系统地梳理那个时代孩子们的游戏版图，并思考其背后历久弥新的启示。

       一、 街头巷尾的集体狂欢：追逐与竞技类游戏

       六十年代的城市街巷和农村晒谷场，是孩子们天然的游乐场。这里进行的游戏，规则简单，参与门槛极低，却对体能、敏捷性和团队协作提出了极高要求。

       首当其冲的便是“捉迷藏”。这个游戏几乎不需要任何道具，只需划定一个范围，通过“手心手背”或“石头剪刀布”决出一位寻找者，其余人迅速藏匿。游戏的精髓在于对环境的极致利用：柴火垛后、门板缝隙、甚至大树顶端，都能成为绝佳的隐蔽所。它锻炼了孩子们的观察力、空间感知能力和在压力下保持镇定的心理素质。与捉迷藏异曲同工的是“官兵抓强盗”，孩子们自动分成“官兵”与“强盗”两派，在模拟的追捕与逃亡中，不仅释放了无穷精力，更在角色扮演中初尝了规则与正义的雏形。

       另一大类是各种形式的“追逐赛”。“丢手绢”是其中最富韵律感和集体参与感的游戏。孩子们围坐一圈，一人持手绢在外圈奔跑，悄悄放在某人身后，被放置者需迅速察觉并起身追赶。歌声、奔跑、欢笑交织，每个人都既是观众也是潜在的参与者。而“老鹰抓小鸡”则完美体现了团队保护与领导协作。一位孩子扮演“母鸡”站在最前，身后一众“小鸡”依次拉住前者的衣襟，“老鹰”则需突破母鸡的防线抓住队尾的小鸡。这个游戏要求“母鸡”具备敏捷的判断和防护能力，“小鸡”们则要紧密跟随，任何一环的脱节都可能导致全队“沦陷”。

       此外，还有“跳房子”。用粉笔或瓦片在地上画出由数字格组成的“房子”，孩子们单脚或双脚踢动瓦片，按顺序跳过每一格。这个游戏看似个人竞技，实则常常伴有围观者的加油与计策分享，它巧妙地将平衡感、腿部力量和精准控制结合在一起。

       二、 方寸之间的智慧博弈：棋类与桌面游戏

       当户外天气不佳，或需要相对安静的活动时，各类取材简便的棋牌和桌面游戏便登场了。这些游戏是智力与策略的启蒙老师。

       最普遍的是各种就地取材的“土棋”。比如在泥地上画出纵横交错的格子，捡来石子、瓦片或不同颜色的植物果实作为棋子，便可进行类似“成三棋”、“对角棋”或简易“围棋”的对弈。规则往往是口口相传，棋盘画了又抹，抹了又画，不变的是孩子们紧锁的眉头和获胜后的雀跃。这些游戏培养了初步的逻辑思维、计算能力和前瞻性布局意识。

       “抓石子”或“抓拐”是另一项风靡女孩间的游戏。通常是五颗光滑的小石子，通过抛起、抓起、翻手等一套复杂而优美的手部动作序列来完成。从“抓一”到“抓四”，难度逐级递增，极其考验手眼协调能力、反应速度和动作的精准度。男孩们则可能更痴迷于“拍洋画”或“扇烟盒”。将印有各种图案的硬纸片（洋画）或折叠成三角形的烟盒放在地上，通过用手掌拍击地面产生的气流使其翻转，或直接用手中的洋画去扇，以将对方的掀翻为胜。这不仅是力量的比拼，更是角度、技巧和风向判断的综合较量。

       简单的扑克牌游戏也广为流行，如“升级”、“争上游”等。一副扑克牌可以衍生出无数种玩法，是训练记忆力、概率估算和合作精神的绝佳工具。而“翻花绳”则是一根毛线绳创造的无限可能。两人合作，通过手指的勾、挑、翻、绕，将一根简单的绳子变幻出“面条”、“大桥”、“降落伞”等各式图案，充满了想象与合作的乐趣。

       三、 手工创造的无限乐趣：自制玩具与角色扮演

       六十年代游戏的灵魂在于“创造”。由于商品玩具稀缺，孩子们自己动手制作玩具的过程，本身就是游戏的重要组成部分。

       男孩们可能是“弹弓”制作专家。寻找一根形状理想的树杈，绑上从旧车内胎剪下的橡皮条，再缝制一个皮质的弹丸兜，一把威力可观的弹弓就制成了。他们用此来射击靶子（绝少用于伤害小动物），比拼准头。还有“滚铁环”，用一个铁钩控制一个铁圈在地面滚动前行，看似简单，实则需要高超的平衡技巧来控制铁环不倒且能绕过各种障碍。这几乎是那个年代男孩的“必修课”和街头炫技的资本。

       “打陀螺”同样盛行。陀螺多是自制的，用木头削成圆锥体，底部嵌一颗钢珠以减少摩擦。用鞭子不断抽打，使其在地面持续旋转，并可以进行碰撞比赛。从选材、削制到调试重心，整个过程充满了工程实践的初步体验。

       女孩们则在“过家家”中展现创造力。几个小伙伴一起，用砖头瓦片搭起“灶台”，捡来树叶当“菜”，和点泥巴做“糕点”，小瓶子小罐子就是“锅碗瓢盆”。她们模仿母亲操持家务、照顾“娃娃”（可能只是一个布包或枕头），在角色扮演中学习社会分工、家庭关系和情感表达。与此类似的还有“扮医生”、“开商店”等，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微观模拟。

       此外，利用自然材料制作玩具也极为常见。春天用柳条编草帽、拧柳笛；夏天用麦秆编小笼子捉蝈蝈；秋天用苍耳当“暗器”互相投掷；冬天屋檐下的冰凌柱就是天然的“宝剑”。这些活动让孩子们与四季更迭、自然物产紧密相连。

       四、 季节限定的自然之趣：因时而变的户外活动

       六十年代的游戏与自然节气息息相关，不同季节有标志性的玩乐项目。

       春天，万物复苏，“放风筝”是头等大事。风筝几乎全是手工制作，用竹篾扎成骨架，糊上旧报纸或薄纸，再画上简单的图案，接上长长的麻线。奔跑在空旷的田野上，看着自己的“作品”扶摇直上，那种成就感无与伦比。它涉及空气动力学的最初感知和耐心调试的技巧。

       夏天，戏水是最大的快乐。在池塘、小河沟里“打水仗”、摸鱼虾、游泳（更多是狗刨式自学），是消暑的最佳方式。虽然没有专业的泳池和教练，但孩子们在互相嬉戏和摸索中，大多学会了水性，也懂得了基本的水边安全常识（尽管代价可能是几次呛水）。夜晚，则是在路灯下或月光中捕捉“金龟子”或“萤火虫”，将它们装在玻璃瓶里，如同一盏盏小灯笼。

       秋天，收获的季节，游戏也与农作物相关。在晒谷场堆起的稻草垛里捉迷藏，用玉米秆做“手枪”互相“射击”，或者收集各种形状的树叶做标本。天气转凉，活动转向更剧烈的奔跑类游戏以取暖。

       冬天，尤其是北方，“抽冰嘎”（即冰上陀螺）和“滑冰车”是主流。一块木板下钉两根粗铁丝，配上两根顶端磨尖的铁棍作为冰锥，一个简易冰车就做好了。孩子们坐在上面在冰面上飞快滑行，比赛速度与技巧。堆雪人、打雪仗更是必不可少的项目，严寒被热烈的游戏驱散。

       五、 群体社交的隐形课堂：游戏中的规则与品德

       六十年代的游戏，几乎都是群体性的。这无形中成为了儿童社会化过程的关键一环。

       首先，游戏规则的制定与遵守是民主的初步实践。很多游戏开始前，孩子们需要共同商定或确认规则，比如“捉迷藏”的边界在哪里，“官兵抓强盗”什么情况算被俘。规则一旦确立，所有人都必须遵守，违反者会面临集体的压力甚至被暂时排除在游戏之外。这教会了孩子们“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和“契约精神”。

       其次，游戏是解决冲突的演练场。在激烈的身体对抗或竞赛中，磕碰、争执在所难免。是哭闹着回家告状，还是孩子们自己协商、评理、达成和解？大多数情况下，年长的孩子会充当临时裁判，依据公认的规则进行裁决。这个过程锻炼了沟通能力、同理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再者，游戏培养了领导力与团队精神。像“老鹰抓小鸡”需要一位果断的“母鸡”领导者；“丢手绢”需要大家共同维持圈子的完整与游戏的节奏。在团队游戏中，个人英雄主义往往行不通，为了集体胜利，孩子们需要学会配合、牺牲和鼓励队友。

       最后，游戏也是品格磨砺的场所。等待轮替时的耐心，面对失败时的风度（“输得起”），获胜后的谦逊（不嘲讽对手），对待年幼或能力较弱同伴的包容与帮助，这些宝贵的品质都在一次次游戏互动中得以塑造。许多六十年代玩啥游戏长大的人，身上都带有那种质朴、讲义气、重规则的特质。

       六、 匮乏催生的极致创意：游戏背后的物质与精神

       回顾六十年代的游戏，其最大特点是在物质极度匮乏条件下迸发出的惊人创造力。这种“无中生有”的能力，是那代人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

       游戏道具的获取，本身就是一个探索和创造的过程。没有现成的球，就用旧布头缠紧缝制成“布球”，或者用猪膀胱吹气晒干做成“气球”来踢。没有玩具车，就用轴承和木板自制“滑板车”。一根木棍，可以是“金箍棒”，可以是“骑马”的坐骑，也可以是丈量土地的“标尺”。这种对普通物品进行“游戏化”转换的能力，极大地拓展了孩子们的想象空间和物尽其用的理念。

       游戏空间的开拓，也体现了 adaptability（适应性）。胡同、弄堂、院子、田间地头、打谷场、小树林……一切非危险的空地都能被迅速定义为“游戏场”。孩子们善于根据空间特点调整游戏规则，比如在狭窄的巷子里玩“跳房子”，在宽阔的场院玩“丢沙包”。他们对环境的敏感度和利用效率极高。

       更重要的是，这种创意过程带来的满足感是双重的：既享受了制作（创造）的乐趣，又享受了使用（游戏）的乐趣。它培养了动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不依赖外部供给、主动创造快乐的自立精神。这与今天孩子们直接从货架上或应用商店获取“成品”快乐，有着本质的不同。

       七、 性别角色的自然流露：游戏中的男孩与女孩

       六十年代的游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朴素认知，但也不乏交融。

       男孩的游戏通常更侧重体力、竞技、冒险和征服感。如“打仗”游戏（分两派用木棍等模拟战斗）、爬树、掏鸟窝（更多是出于探险而非破坏）、游泳、滚铁环、打弹弓等。这些活动鼓励勇敢、力量、竞争和探索外部世界。

       女孩的游戏则更侧重精细动作、协作、模仿生活和情感表达。如“跳皮筋”时伴随歌谣完成各种高难度腿部动作；“抓石子”对手部灵活度要求极高；“翻花绳”需要耐心和巧思；“过家家”则全面模拟家庭内部运作。这些活动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女孩的灵巧、耐心、同理心和协调能力。

       然而，界限并非绝对。很多游戏是男女混合参与的，如“捉迷藏”、“丢手绢”、“老鹰抓小鸡”。在物资和玩伴都有限的年代，孩子们不会严格因性别而拒绝一个有趣的游戏。有时女孩也会加入男孩的“探险”，男孩也可能被女孩“过家家”的游戏吸引来扮演“爸爸”或“客人”。这种自然的交融，让两性在童年时期就有更多基于共同活动的理解和互动。

       八、 口耳相传的文化传承：游戏作为非正式教育

       六十年代的游戏，几乎没有书面规则，其传承完全依靠“口耳相传”和“身教示范”。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充满生命力的民间文化传递链。

       年长的孩子（哥哥姐姐、邻居玩伴中的“孩子王”）是游戏知识的权威传授者。他们负责讲解规则、示范动作、裁决争议，并将从更年长一代那里学来的游戏，结合本地特点进行改良后，传授给更小的孩子。这种“传帮带”的模式，不仅传递了游戏本身，也传递了社群中默认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

       许多游戏还伴随着童谣、口诀或特定的歌谣。比如“跳皮筋”时唱的“马兰开花二十一”，“丢手绢”时大家一起唱的歌。这些朗朗上口的词句，不仅增加了游戏的节奏感和趣味性，也是语言、韵律和民间文学的启蒙。一些游戏中的计数方式、胜负判定口诀，甚至包含了最初级的数学逻辑。

       这种非正式的教育体系，效果却极为深刻。它发生在最自然、最无压力的情境下，孩子们为了“玩得好”而主动学习规则、练习技巧、记忆歌谣。学习动机是内在的、强烈的。同时，它也建立了一种跨越年龄的纵向联系，让社区中的孩子彼此熟悉，形成了一种守望相助的初级社群关系。

       九、 城乡差异的游戏图景：不同环境下的童年乐趣

       六十年代，城市与农村的孩子，由于生活环境与资源的差异，游戏内容也各有侧重，但快乐本质相通。

       城市孩子，尤其是住在胡同、里弄、大院的孩子，游戏空间相对规整但受限。他们的游戏更依赖人工开辟的小块空地和街巷结构。“跳房子”、“滚铁环”、“拍洋画”、“弹玻璃球”等占用面积不大、道具便于携带的游戏更为流行。邻里孩子年龄相仿，容易形成固定的玩伴群体，游戏的组织性相对较强。一些单位大院还可能有一些简单的公共体育设施，如单杠、沙坑，为游戏增添了更多选择。

       农村孩子的游戏天地则无比广阔。田野、河沟、山坡、打谷场、草垛都是他们的乐园。他们的游戏与农业生产、自然物候结合得更紧密。除了常见的追逐游戏，他们可能更早参与“实战”性的活动，如用自制的工具在田间钓青蛙、用簸箕在水沟捞小鱼、在收割后的田里挖田鼠洞、夏天夜里举着火把照“知了猴”。他们自制玩具的材料也更“原生态”：芦苇、秸秆、泥土、树枝、羽毛等。农村孩子往往更早承担家务，因此他们的游戏也常常与劳动相结合，或是在劳动间歇进行，充满了野趣和与自然搏斗（如下河游泳、爬树）的冒险精神。

       尽管环境不同，但两地孩子通过游戏所获得的身体锻炼、社交能力发展、创造力激发和快乐体验，是高度一致的。城乡之间若有亲戚走动，游戏方式也会随之交流融合。

       十、 身体力行的全面锻炼：游戏中的体能与发展

       与现代孩子更多静态的、屏幕前的娱乐不同，六十年代的游戏几乎都是“全身运动”，对儿童身体发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肌肉群得到充分锻炼。长时间的奔跑（捉迷藏、官兵抓强盗）、跳跃（跳房子、跳皮筋）、攀爬（爬树、翻墙）、投掷（丢沙包、打弹弓）、平衡控制（滚铁环、踩高跷），这些活动全面促进了心肺功能、肌肉力量、耐力、协调性和灵敏性的发展。那时的孩子很少出现肥胖、近视比例也远低于今天，与这种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密不可分。

       小肌肉群和精细动作也在游戏中得到锤炼。“抓石子”需要手指的精准抓握和快速反应；“翻花绳”考验手指的灵活与协调；“拍洋画”需要手腕的瞬间爆发力和角度控制；自制玩具的过程更是涉及削、刻、绑、缝等多种精细操作。这些都为日后学习书写、使用工具打下了良好的神经运动基础。

       感官系统在游戏中变得异常敏锐。捉迷藏时需要极佳的听力和对环境的细微观察；在野外游戏中需要辨别方向、识别动植物；打雪仗、打水仗时需要快速判断“攻击”来向并闪避。游戏将孩子们的视觉、听觉、触觉、本体感觉（身体在空间中的位置感）全部调动起来，进行了综合训练。

       这种锻炼是自然的、快乐的、无意识的。孩子们为了“玩”而不知疲倦地运动，避免了今天专门体育锻炼可能带来的枯燥感和抵触心理。

       十一、 安全与风险的朴素认知：游戏中的危险与界限

       六十年代的游戏环境，用今天的眼光看，似乎“风险”更高。没有塑胶软垫，没有全程监护，但孩子们却在其中学会了最初的风险评估与管理。

       游戏本身包含了风险教育。爬树可能摔下，玩水可能溺水，奔跑可能磕碰，打闹可能受伤。然而，正是这些“可控”的风险，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判断：这棵树哪个枝杈足够结实？河水哪个区域太深不能去？奔跑时如何避开路上的石子？打闹时哪些部位不能重击？年长的孩子会传授经验：“爬树要‘三点固定’”、“下水前要用脚试水温探深浅”。

       轻微的受伤是常见的“学费”。擦破皮、扭了脚、被树枝划伤，孩子们通常不会大惊小怪，自己用清水冲洗一下，或者回家抹点红药水紫药水了事。这些经历让他们对疼痛有了耐受，也懂得了行为的后果。当然，严重的危险是被严格禁止的，比如去深水区、玩火、在马路中间游戏等，家长和年长孩子会给予严厉的警告和制止。

       这种环境培养了一种宝贵的“风险韧性”——即在识别风险的基础上，不因恐惧而过度退缩，而是学会评估、防范并承担可控的后果。这与今天有些孩子被过度保护，导致缺乏独立应对危险情境的能力，形成了对比。当然，我们并非要回归那种缺乏基本安全保障的环境，而是需要思考如何在提供必要保护的同时，不剥夺孩子学习管理风险的机会。

       十二、 数字时代的回响：六十年代游戏的现代价值

       时过境迁，我们今天已身处数字时代。六十年代的游戏大多已远离当代儿童的日常生活。然而，它们所蕴含的核心价值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在屏幕泛滥的今天显得尤为珍贵，并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首先，它提醒我们“真实互动”的不可替代性。面对面的追逐、协作、争执、和解，所带来的人际情感体验和社交技能学习，是任何在线多人游戏无法完全模拟的。孩子们需要真实的玩伴，而不仅仅是网络上的虚拟角色。

       其次，它彰显了“创造”高于“消费”的快乐。自己动手制作玩具、制定规则、开拓游戏空间，这种主动建构的过程带来的成就感和掌控感，远比被动接受设计好的电子娱乐更为深刻和持久。它培养的是创造者，而不仅仅是消费者。

       再者，它强调了身体与自然的连接。在阳光下奔跑，在土地上打滚，感受四季变化，运用全身感官去探索世界，这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需要警惕“自然缺失症”对新一代的影响。

       最后，它体现了“简约的丰盛”。没有昂贵的设备，没有复杂的程序，最简单的材料、最朴素的规则，却能衍生出无穷的乐趣和深远的教育意义。这启示我们，儿童快乐和成长的要素，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得多。

       因此，回答“六十年代玩什么游戏”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怀旧清单的罗列。它是一次对游戏本质的溯源，一次对儿童成长环境的对比反思。对于今天的父母和教育者而言，或许我们可以尝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孩子放下电子设备，走到户外，和伙伴一起发明属于他们自己的游戏；提供一些简单的、非结构化的材料（如绳子、木板、沙土），而不是全部是成品玩具；容忍一些看似“无聊”的时光，让孩子有机会自己找乐子；甚至，我们可以亲自将一些经典的、安全的传统游戏教给孩子们，让这些充满智慧与活力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以新的形式延续下去。毕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孩子爱玩的天性、在玩耍中学习和成长的规律，永远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