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赌场玩什么游戏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唐朝时期赌场中流行的游戏种类及其社会文化背景，为历史爱好者与研究者提供一份详实的参考。文章将系统梳理文献与文物证据，揭示双陆、樗蒲、叶子戏等具体博弈形式的玩法、规则与社会影响，并分析其与唐代社会生活、商业活动乃至法律管理的复杂关系，帮助读者全面理解“唐朝赌场玩啥游戏”这一问题的历史全貌。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一千多年前的盛世大唐，其繁华的市井生活中，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其中博弈游戏占据了独特的一席之地。尽管现代意义上的“赌场”作为一种专营场所，在唐代并未完全定型，但遍布于酒楼、邸店、私人宅邸乃至街头的聚赌现象十分普遍，形成了事实上的赌博空间。那么，当时的人们在这些场合里，究竟热衷于玩哪些游戏呢？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游戏名称的简单罗列，更是一扇窥探唐代社会风气、民众心理与商业形态的窗口。

一、 唐代博弈游戏的社会土壤与主要类型

       唐代经济繁荣，城市商业发达，长安、洛阳、扬州等大都市商贾云集，流动人口增多，为带有财物输赢性质的娱乐活动提供了温床。加之社会风气相对开放包容，博弈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娱乐方式，在宫廷贵族、文人墨客乃至平民百姓中都有广泛的市场。从类型上看，唐代流行的博弈游戏主要可分为棋类博弈、骰子类博弈、以及后来兴起的纸牌类博弈雏形。这些游戏不仅考验运气，更融合了不同程度的策略与技巧，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娱乐需求。

二、 风靡朝野的智力对决：双陆

       若要论唐代赌场中最具代表性、最风雅也最普及的游戏，双陆无疑位居榜首。这是一种基于掷骰子行棋的棋盘游戏，相传由天竺传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流行，至唐而极盛。棋盘称为“局”，双方各执十五枚棋子（称为“马”），通过掷两枚骰子决定行棋步数，目的是将所有己方的棋子按照特定路线移出棋盘。它规则严谨，既依赖掷骰的偶然性，更需要精妙的布局和计算，深得士大夫阶层喜爱。武则天、唐玄宗等帝王都是双陆爱好者，民间更是“双陆智人戏，围棋出专能”。在赌博场合，双陆的输赢常常很大，是当时“赌场”里的高端主流游戏。

三、 古老而直接的运气博弈：樗蒲

       樗蒲是一种比双陆历史更悠久、玩法更直接的掷骰游戏。它使用的道具主要是五枚木制或玉制的骰子，称为“五木”。每枚骰子两面涂色，一面为黑，一面为白，有的其中两枚还刻有犊、雉等图案。投掷五木，根据出现的颜色和图案组合来决定采数，共有“卢”、“雉”、“犊”、“白”等多种贵彩和杂彩。樗蒲的玩法相对简单粗暴，运气成分占比极高，因此节奏快，刺激性强，在渴望快速决出胜负的赌徒中非常流行。李白诗中“连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赌酒酣驰晖”描述的场景，其中就可能包含樗蒲的狂热气氛。

四、 六博的遗韵与演变

       六博是汉晋时期极其流行的博弈游戏，到唐代虽已不如双陆、樗蒲那样占据绝对主流，但并未消失，仍在部分场合和人群中流传。它结合了掷骰（琼或茕）与行棋，棋盘上有十二道，双方各六枚棋子。唐代的六博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些规则上的演变或简化，但其核心的竞争性与博弈性依然保留。在一些怀古或寻求不同刺激的赌博聚会中，六博仍是一个选项，连接着更古老的传统。

五、 纸牌的前身：叶子戏的兴起

       唐代中后期，一种新的游戏形式开始出现，那便是叶子戏。关于其起源众说纷纭，有说是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张遂（一行和尚）所创，用于娱乐玄宗后宫；也有说是由酒令叶子演化而来。叶子戏使用长方形纸片，上面印有各种人物、花鸟或数字符号，通过抽取、组合、比大小等方式进行游戏。它被认为是后世马吊牌、麻将乃至扑克牌的远祖。叶子戏的出现，标志着博弈工具从棋盘、骰子向便携式纸牌的转变，极大地丰富了赌博的形式，为市井间的博弈活动提供了新的载体。

六、 射箭与击壤：带有竞技色彩的户外博戏

       除了室内桌面游戏，唐代一些户外竞技活动也常被赋予赌博色彩。例如射箭，在军中或民间射猎聚会时，常以射中靶心或猎获物的多寡来赌财物。击壤（一种投掷木块的古老游戏）等民间游戏，在节日聚会时也可能成为赌赛的项目。这类活动将体能、技巧与赌博结合，展现了唐代赌博形式的多样性。

七、 斗鸡与走狗：动物竞斗中的狂热投注

       以动物竞斗为赌赛，在唐代是另一大热门。唐玄宗时期，宫廷和社会上的斗鸡之风极盛，设有专门的“鸡坊”，驯养良种斗鸡。王公贵族、富商大贾乃至平民百姓，常聚集观看斗鸡，并为之下重注。杜甫诗云“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可见其奢华。此外，赛狗（走狗）、斗鹌鹑、斗蟋蟀等也时有记载。这类赌博活动观赏性强，气氛热烈，输赢往往在瞬间决定，吸引了大量寻求刺激的参与者。

八、 赌场的实际形态与运营

       唐代没有现代拉斯维加斯式的综合赌场，但赌博活动有其常见的聚集地。一是高级的“邸店”或酒楼，这些场所提供住宿餐饮，也常设有私密的房间供富人聚赌，玩的多是双陆、樗蒲等。二是“旗亭”或市井中的固定摊点，可能专门设局，吸引路人参与，玩法更大众化。三是私人宅邸的聚会，这在贵族和文人中很常见。四是节庆、庙会时的临时性赌摊。这些场所通常有组织者或“囊家”（相当于庄家），提供器具、维持秩序并抽头获利。

九、 博弈游戏的规则与赌注形式

       不同游戏的规则繁简不一。如双陆，有详细的“打马”、“移营”等规则，需要学习方能精通。赌注形式则极为多样，从最直接的铜钱、金银，到绢帛、珠宝、房产、土地，乃至奴婢、车马，几乎任何有价值的物品都可作为赌资。文人之间有时也以书画、古董或诗作作为彩头，增添风雅趣味。巨额赌注常引发社会问题，这也是朝廷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十、 参与人群：从帝王到平民的社会剖面

       唐代赌博的参与者覆盖了社会各个阶层。皇帝如武则天、唐玄宗带头玩耍；王公贵族、文武百官是高级赌局的常客；富商巨贾凭借财力纵横赌场；文人学士则将其视为社交和展露才情的场合，白居易、李翱等都有诗文言及博弈；至于普通军士、市民、手工业者，则在街头巷尾参与更简单的赌赛。不同阶层偏好的游戏和场所不同，构成了一个立体而鲜活的唐代赌博生态图景。

十一、 赌博与社会风气及文学艺术

       赌博的盛行深刻影响了唐代社会风气。一方面，它助长了奢靡、投机和侥幸心理，导致许多人家破人亡，社会纠纷增多。另一方面，它也融入了日常生活和娱乐文化，成为人际交往的一种方式。在文学艺术上，唐诗中大量出现描写博弈场景的诗句；敦煌文献中保存了《骰子谱》等博弈专著；绘画、壁画和出土文物中（如双陆棋盘、骰子）也常见博弈题材，为后世留下了直观的史料。若想了解“唐朝赌场玩啥游戏”，这些文艺作品是不可或缺的佐证。

十二、 法律管制的反复与效果有限

       唐代朝廷深知赌博之害，多次颁布律令加以禁止。《唐律疏议》中明确规定：“诸博戏赌财物者，各杖一百。”对于开设赌场聚众赌博的“囊家”，处罚更重。然而，由于上层社会自身沉迷、执行不力以及巨大的社会需求，这些禁令往往流于形式，时紧时松。尤其是中唐以后，随着中央控制力下降和社会风气变化，赌博现象更为公开和普遍，法律的实际约束力大打折扣。

十三、 博弈用具的考古发现与工艺

       现代考古为我们理解唐代博弈游戏提供了实物证据。西安、洛阳等地唐墓中出土过精美的双陆棋盘（如镶嵌螺钿的双陆木棋盘）、象牙或骨质骰子、棋子等。这些用具材质多样，包括玉石、象牙、犀角、陶瓷、铜质等，制作工艺精湛，反映了当时高超的手工艺水平和博弈器具的奢侈化倾向。从这些实物我们可以推测游戏的形制和玩家的阶层。

十四、 中外文化交流下的游戏演变

       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博弈游戏也带有中外文化交流的烙印。双陆源自西域或天竺，樗蒲也可能有异域渊源。同时，中国的博弈游戏也随着遣唐使、商人等传至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例如，双陆在日本演变为“双六”，至今仍在一些节日中可见。这种双向的流动，使得唐代的博弈文化成为东亚文化圈共享的历史遗产。

十五、 博弈策略与相关著述

       唐代不仅流行玩，还有人专门研究怎么玩得更好。除了前述敦煌《骰子谱》，可能还存在其他已散佚的博弈策略书籍。这些著述会总结游戏的概率、行棋技巧和致胜之道。对于双陆这样的游戏，高手往往能通过记忆棋局、计算概率和揣摩对手心理来获得优势，这使得赌博不仅仅是纯运气游戏，也带有智力竞技的色彩。

十六、 宗教视角下的博弈观

       佛教和道教作为唐代的主要宗教，对赌博持明确的批判态度。佛教视赌博为使人迷失本性、造作恶业的“不正业”；道教戒律中也常禁止弟子参与。一些高僧和道士的劝善文里，会列举赌博的种种危害。然而，宗教的劝诫与现实中的狂热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的顽固性。

十七、 从博弈游戏看唐代的休闲生活哲学

       透过这些纷繁的博弈游戏，我们可以看到唐代人对待休闲和风险的态度。一方面，他们追求刺激、享受即时快感，愿意为不确定的巨额回报下注；另一方面，在双陆等游戏中，他们也欣赏策略与智慧，将其视为一种高级的脑力消遣。这种矛盾统一，恰恰体现了唐代社会活力与浮躁并存、享乐主义与智性追求交织的复杂面貌。赌博，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释放压力、寻求社交认同和体验命运无常的一种极端方式。

十八、 对后世的影响与历史启示

       唐代的博弈游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叶子戏直接演变为宋明的马吊、默和牌，最终催生了麻将。樗蒲、双陆的元素也融入后来的各种赌具和玩法中。同时，唐代赌博带来的社会问题与管理困境，也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镜鉴。研究唐代赌场玩什么游戏，不仅是为了满足历史好奇心，更是为了理解赌博这一人类古老活动背后的社会动力、心理机制及其长期存在的文化根源，从而对当今社会提供一种历史维度的思考。

       总而言之，唐代的“赌场”是一个多元而活跃的舞台，上演着以双陆、樗蒲为核心，兼及六博、叶子戏、斗鸡走狗等多种形式的财富游戏。它们根植于唐代特定的经济文化土壤，映照出从宫廷到市井的众生相，并在与法律、道德的拉锯中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这些游戏不仅是简单的娱乐，更是解读唐代社会结构、文化交流与民众心态的一把特殊钥匙。